“质的研究”中研究者的个人倾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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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作者:陈向明
    文章来源:教育研究
    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不仅对研究有自己的目的和动机,对研究现象有自己的看法和假设,而且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通常也可以找到从事该研究的理由。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研究各个方面的实施,如对研究问题的确定、研究者态度的选择、被研究者的角色定位、收集材料的方法、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以及对研究质量的评价。本文的目的就是对研究者的个人倾向进行一个简单的探讨,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的目的、研究者的角色意识、研究者的视角以及研究者的个人经历。
     “研究的目的”指的是:研究者在进行一项研究时个人主观的动机和原因。回答的问题是:研究者为什么要从事这项研究?研究者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获得什么结果?“研究者的角色意识”指的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自我形象和功能的设计及塑造。回答的问题是:研究者以什么姿态出现在被研究者面前?研究者个人的定位对被研究者有什么影响?“研究者的视角”指的是:研究者看待所研究问题的角度以及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回答的问题是:研究者个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假设?研究者的“前见”对研究有什么影响?“研究者的个人经历”指的是:研究者对自己生活中与研究问题有关的经历的体验和评价。回答的问题是:研究者个人有哪些与研究问题有关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与研究者目前的研究课题有什么关系?在实际操作中,研究者这几方面的个人特征通常交融在一起发生作用,而且还经常与研究者个人身份中其他的一些因素同时对研究发生影响,如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和性格等。本文只对上面这几个方面进行讨论主要是因为篇幅有限,而对每个方面分开来讨论主要是为了理解上的方便。
    对研究者身份进行探讨在“质的研究”中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本人是一个“研究工具”。研究者可以(而且实际上也通常是)将自己个人的“经验型知识”与“科学的知识”结合起来运用,研究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其职业生涯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研究者个人的“前见”和“偏见”是使他成为现在的“他”的关键,他个人的看法和生活经历构成了他现在所拥有的研究能力,并且决定了他向世界的某一个方面开放自我。研究者的每一个看法都来自一定的角度,而这一角度的形成是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分不开的。因此,在从事研究时,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个人倾向以及它们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进行反省和审视。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主观意向”,才有可能对研究的结果进行任何效度方面的检验。
    一、研究的目的
    研究者从事一项研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和原因,因自己的背景、从属的团体以及研究的现象不同而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研究者的目的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个人的、实用的和研究的。“个人的”目的包括个人从事研究的动机、利益以及所关切的事情;“实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完成某项任务,或改变现有状况;“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现实,弄清楚事情发生的原委、过程和效果。假设一位美国的女研究者身材高大肥胖,在日常生活中不但感到不方便,而且经常在找工作和社交活动中受到别人的歧视。如果她计划对美国社会里其他肥胖妇女进行调查,看她们是如何处理自我形象和自信心方面所受到的伤害,以便为自己所借鉴,那么她的研究便主要是出于“个人的”目的。如果她从事这项研究主要不是为了个人方面的关切,而是受一个肥胖人俱乐部的委托设计一个培训计划,帮助肥胖人学会对付社会上对肥胖人的歧视,那么她的研究就主要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又假设她进行这项调查纯粹是为了了解肥胖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为科学知识增添财富,那么她的研究目的便主要是为了了解和理解。
    如果一项研究主要是为了“个人”的目的,研究的质量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倾向的影响。由于研究的主要动因是个人,研究的设计以及对研究结果的解释都很容易带有研究者个人的主观色彩。如果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用”,那么研究者受政治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实用的项目一般受到政府机构或财团的支持,在很多方面都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很难保持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中立”和“公正”。而如果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那么研究者可能受前人在这方面所做研究的影响,对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情有独钟。与此同时,研究者可能对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个人偏好意识不够,认为自己在对研究对象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
    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三类目的通常是糅合在一起的,共同对研究的决策发生作用。比如,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调查了一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进行跨文化人际交往的经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和这一群人,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作为一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我很想知道别的中国同学是如何处理不同文化间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之间的差异的。与此同时,由于我自己在交美国朋友方面遭到了很多挫折,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探讨一条进行跨文化交往的路子,为今后从中国到美国去留学的人提供一定的借鉴,同时也为美国大学有关的机构了解中国学生提供一点“局内人”的信息。此外,我也希望通过这个研究对不同文化人们之间的交往进行比较深入的理解,对他们的自我概念和文化认同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因此,我的研究既带有“个人的”目的,又具有“实用”和“研究”的性质。
    二、研究者的角色意识
    由于质的研究者们从事研究的目的不同,他们可能在研究中采取不同的角色,如“学习者、“鼓动者”或“研究者”,而这些角色又与研究者个人所信奉的科学范式有关。一般来说,信奉建构主义的人们可能将自己看成是一名“学习者”,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当地人学习,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研究者应该象一名“学生”那样,谦虚、认真、恭敬地倾听和观看,而不应该象一名“专家”那样指手划脚地告诉当地人做什么和怎么做。作为一名“学生”,他应该向当地人表示自己对他们的经验和知识非常尊重,自己有浓厚的兴趣进一步了解他们。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学习者”,他还必须设法了解自己的学习风格,从而找到适合自己风格的研究课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群和情境。
    遵从批判理论的研究者们大都将自己看成是社会改革的“鼓动者”,认为研究的使命是揭露现实中的不公,唤醒当地人的思想意识,提高他们批判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鼓动者”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行动纲领,从事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事实上,大部分政府机构和财团资助的研究项目都带有这种“实用”的倾向。这些机构通常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利益倾向,它们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往往附加有一定的条件。
    推崇后实证主义的质的研究者们心中的自我形象不象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者那么复杂。在他们看来,研究者就是“研究者”。研究者在从事研究之前有自己的理论假设,他的任务就是到实地去调查,了解有关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假设对研究结果进行证伪。持这种态度的研究者认为,“现实”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研究者不可能完全认识“客观现实”,但是“客观真理”是存在的。研究者的任务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在修正现有结论的基础上逐步接近“客观真理”。
    由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相互关联的,研究者的身份定位也就决定了他们给被研究者的定位。“学习者”认为被研究者是自己的“老师”,他不仅是一个有意识的“主体”,而且是一个掌握了研究所需要的信息的人。被研究者对研究的方向和进程起着主导的作用,研究者只是跟随着他向他学习。“鼓动者”也认为被研究者是一个行动着的“主体”,但是他的作用与其说是提供信息,不如说是参与行动。研究者通过与被研究者积极、平等的对话逐步唤醒对方的“虚假意识”,使对方获得自身解放的能力。“研究者”则把对方看成研究的“对象”或“回答问题的人”,他们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其行动受到研究者“客观地”、不带感情色彩的观察。对研究者来说,被研究者的作用比较被动,只是按照研究者的思路为研究的问题提供答案。
    从上面的讨论中万森娱乐电脑网页版可以看出,研究者的角色意识不仅对研究的实施方式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对研究的结果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学习者”获得的研究结果大都揭示了被研究者自己看待事物和解释事物的方式,其研究报告通常使用被研究者自己的语言,目的在于再现他们的行为习惯和意义建构。“鼓动者”则可能更多地看到研究现象中“不公正”的地方,呼吁对这些现象进行批评和改革,并且提出自己的一些改进建议。“研究者”则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中立地”对“客观事实”进行冷静的描述和分析。当然,不同的研究态度是研究者个人的指导思想所致,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宜过早地采用“鼓动者”身份。“鼓动者”的价值倾向性太强,不宜于对现存的问题进行“客观”、“中性的”了解。与此同时,“鼓动者”有可能对被研究者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来改造对方。
    三、研究者的视角
    作为一个人,研究者是不可能对一个课题“开始进行研究”的。事实上,他在“开始”研究之前就已经在“进行”研究了。研究者之所以会“选择”这一课题,是因为他的头脑中早已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当研究者决定“选择”一个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他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判断标准。而研究者这方面的个人因素往往影响到他对研究问题和研究人群的选择。比如,在我教授“质的研究”这门课时,班上好几位研究生都选择“研究生为什么报考北京大学”这类题目做他们的研究课题。作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他们不仅自己对这类问题很感兴趣,而且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假设。他们认为这些研究生报考北京大学必定有自己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研究者的“前见”不仅会促成他对某一类课题有所偏好,而且还会对他的研究设计产生影响。比如,我的一位学生对自己孩子的培养制定了分层次的目标,因此他在设计访谈提纲时,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您对自己孩子的培养是否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和最低的目标?如果理想的目标不能够实现,退而求次的目标是什么?”。结果,他在访谈中发现他的访谈对象根本不承认有一种“退而求次的目标”。他们认为“理想的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或者“理想目标”本身的定义就比较宽泛,而且是不断变化的。很显然,这些访谈对象考虑自己孩子教育问题的思路与研究者本人不太一样。但是,由于研究者自己有一套教育孩子的想法,他在访谈时便总想问对方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研究者个人对研究现象的看法还会对研究的具体实施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假设一位研究者去调查敬老院老人的生活情况。如果他个人一直认为敬老院这种形式“不人道”,不符合中国人“养老”的观念,那么他在敬老院进行调查时便会有意寻找那些可以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他可能对某一位服务员不甚热情的态度感到愤愤不平,然而却忽视了其他大多数服务员彬彬有礼的笑容。他也许注意到了在敬老院某个角落里有一堆垃圾,而没有看到院子里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由于他个人对敬老院持消极态度,他很容易看到那里不尽人意的地方,而对其他积极的方面却视而不见。
    研究者个人对研究问题的价值判断还有可能影响到他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以及他对被研究者的态度。假设,一名研究人员对触犯法律的犯人在道德上不能接受,认为他们都是“坏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如果他到监狱里去调查犯人中的等级结构,他便很难保持一种“中立”的立场。当他对犯人进行访谈时,他可能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被访者们颐指气使。在观察时,如果他看到年老体弱的犯人受到身强力壮的犯人的“欺负”,可能认为这是他们“活该”,不值得为他们打抱不平
    在研究结果的阐释方面,研究者个人的观念和想法也经常留下一些明显的痕迹。例如,在我所参与的对中国大学生人才素质培养的调查中,万森娱乐电脑网页版的课题组内既有教师又有学生。教师研究人员(代表了国家教委的意旨)认为,目前的大学生普遍缺乏人生理想和道德责任感,需要在这方面采取措施加以改进;而学生研究人员则认为,老一辈的想法过时了,应该倾听学生自己的声音。因此,在访谈材料收集上来以后,老师认为被调查的学生没有很好地考虑“德育”方面的素质;而学生研究人员则很快抓住了被访学生的观点,发现他们更关心的是与人交往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是“情熵”。
    四、研究者的个人经历
    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前见”和“偏见”往往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他们对研究课题(乃至自己的职业和研究方向)的选择往往受到他们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比如,人格特质理论的创始人阿尔波特一生对精神分析理论深感不满就与他在维也纳与弗洛依德的一次会面有关。当时他是从西亚回美国的途中,在维也纳停留,慕名去拜访弗洛依德。弗洛依德把他带到自己的治疗室,坐下以后一言不发。为了打破尴尬,阿尔波特开始叙述自己刚才在电车上遇到的一件事情—一个4岁的小孩特别怕脏,在车上什么地方也不愿意坐,好象有恐怖症。他叙述完这件事以后,弗洛依德突然以治疗家的眼光盯着他说:“这个孩子是否就是你?”这使阿尔波特大吃一惊,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从这次个人邂逅中,阿尔波特意识到“深度”心理学挖掘得过深了以后有可能忽略事实和真理。于是,他开始了自己对人格特质理论的探讨,强调机能自主的“人”在心理学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者个人过去的生活经历不仅对他选择研究方向和课题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会对研究的设计、实施和结果分析产生一定的作用。如果研究者在从事一项研究之前在这个方面有过一些个人的经历,他往往会将自己的经历带入研究中,将自己的经历与研究对象进行对照。这通常发生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局内人”的情况下。由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有相同的文化和生活经历,研究者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生活经历当成检验研究结果效度的一个参照系。比如,如果某大学一位校长计划对其他大学校长们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他在研究设计和建立理论框架时会运用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如果他在决策时经常受到上级机关的干扰,他便会将这个因素作为校长们决策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在进行研究时,他会着重询问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其他的校长们是如何处理与上级领导的关系的。原始材料收集上来以后,他会运用自己这方面的个人经验对材料进行分析,然后将自己个人的体会与有关的文献结合起来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概括和理论抽象。
    除了过去与研究有关的生活经历以外,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经历也会影响到研究的进行以及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和评价。如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有比较愉快的经历,他便容易对研究的结果抱正面的态度。否则,他则有可能对研究的人群和现象持比较苛刻的评价标准。比如,派斯金在对三个学区的研究中,由于他个人在这些学区有不同的个人经历,结果他对这些学区的评价很不一样,写出来的研究报告也迥然不同。在第一个项目中,他研究的是一个乡村社区,他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非常喜欢这个社区,因此他在报告中竭力强调了保存社区的重要性。在第二个研究中,他研究的是一个基督教原教学校。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在那里的18个月中一直感到十分孤立。因此,他对这个社区的描述就充满了不满和怨恨。第三个项目是在一个由来自多种族、多文化人群组成的城市学区。由于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他在这次研究中对自己的个人身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列出了自己6个不同的与该研究项目有关的自我身份:1)种族保持的“我”,认可自己作为犹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2)社区保持的“我”,赞同社区团结和交流;3)文化融合的“我”,愿意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相互交融;4)寻求正义的“我”,试图纠正邻近富裕社区对该社区的偏见;5)教学改进的“我”,希望改革学校低质量的教学;6)非研究的、人性的“我”,感谢社区人民对他的欢迎,对社区的建设表现关心。由于对自己的“主观性”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反省和分析,他在研究中对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有了更加自觉的调控,他的研究报告也就比较“客观地”对现实情况进行了描述。
    综上所述,研究者个人的身份特征不仅会对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信息以及检验结果效度的手段。研究者应该对自己的个人特征和思维倾向有足够的意识,在研究中充分运用它们为自己服务。正如斯特劳斯在下面这个双关语中所说的,“挖掘你自己的经历吧,那里可能有金子!”无论如何,质的研究是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主要是对人的认识,而“对人的认识,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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